李行善老师，1938年1月出生， 1992年12月起任自动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2004年4月退休，目前为自动化学院检测系返聘教授。当我们的记者找到李老师并表明来意后，李老师告诉我们其实他也早有想将一些回忆用文字的形式记录下来。“我想写一些东西，不是为了出版，而是想让我们的后代知道我们曾经的一些经历和磨难以及人生中的一些经验教训，从而给他们一些人生的启示。”
李老师在日本战机的轰炸声中出生在江城武汉。“一岁时，母亲带着我和大哥、二哥、姐姐跟着舅舅到湖南找父亲。我父亲有点文化，会认字，而我母亲就只认得自己的名字了。但我母亲是一个非常非常聪明的人。我们在难民区生活了好几年，条件十分艰苦，家庭屡遭重创，我母亲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把我们兄妹几个抚养长大的。我母亲就告诫我们，人穷志不穷，我们要靠自己的劳动养活自己。”
“日本投降的时候，我母亲正怀着我的弟弟。我弟弟在从湖南逃往湖北时，得了一场病，不幸离开了我们。后来我们就住到了武汉。那时条件艰苦，我们用木桩和芦苇席子一隔就是一家。我当时在武汉惠民小学读书，只有前三名免学费。我为了争取前三名，压力很大，母亲对我也是要求很严。有一次，我母亲教育我说，我们家你父亲文化水平不高，我不认识字，你大哥小学毕业，二哥小学都没毕业，我们家的希望就在你身上，你书念的好我们就供你，念的不好也没辙。后来有一次，我母亲让我哥哥准备了捡垃圾的竹夹子，说你书读的好，我们就供你：读的不好，工具我们已经给你准备好了，你自己看着办吧。后来，还有一次，我不好好读书，母亲就让我看她手，母亲说你知道我的手是怎么肿的？我母亲就说是做工，做什么工呢？我母亲说是皮鉴，我现在都印象深刻。”
“惠民小学解散后，我在宁波小学上学，开始一段跟不上，后来经过努力学习，情况才有所好转。后来我考入了武汉市一中，并且拿到了助学金。当时我们住在难民区，我二哥和我们住在一起。我那时很老实，有时会受到欺负，但我二哥大哥一来，就没人敢欺负我了。我那时就明白了，在难民区里，只有拼命才能立足。”
正是少年时期的困苦与不幸赋予了李老师顽强的性格和求知若渴的精神，李行善以优异的成绩从高中顺利毕业。“当时对我们临毕业的学生进行政审。政审最严格的是留苏预备生，下来是国防生。留苏预备生我没有通过。因为我有个叔叔是伪军；而且我二哥的岳父在台湾。然后就是国防生，当时国防生院校有哈军工、北航、北京理工、南航。我当时一看北航在北京，就学了北航。当时来北航被分到了二系。当时一系为飞机系，二系为设备系，三系为动力系，四系为材料学管理。我56年入学，当时二系一共15个班，每班30多人，后来分专业，我学了电气设备系，学制5年，我们当时课业很重。我们当时特别用功，课上遇到的问题，找老师讨论，晚上再去答疑。我们当时有口试，比笔试还难。进入考试，先抽签，做两个笔试，老师现场再问问题。那个难度是非常大的。”
“56年我入学，本来61年毕业。但60年提前毕业。当时北航发展很快，老师缺乏。武光院长就提议抽一批学生提前毕业。挺戏剧性的，我周六还在上课，系主任拿着条子来找我们。然后我们十几个人被召集开会，会上系主任宣读了有关学校让我们提前毕业的决定。我们当时思维单纯，党需要我们去哪里，我们就到哪里。大学理论课很重要，基础很重要。举个例子吧，我当时留校，既要读很重要的专业课，又要去教研室报到。那个压力是比较大的。当时跟着老师去给无线电课答疑，我先听老师讲，听明白后晚上再去给同学答疑。因为我基础扎实，还能给同学讲明白。我当时的主要任务是实验。实验是比较难的一门课。当我最终也能够应付的了。后来我又调到另一个教研室，当时这个教研室有一门课叫《低频放大器》。当时让我讲一个大班，让我上讲台。那个压力就大了。但我个人基础打的很牢，所以还可以应付。后来我跟着程银康老师编教材，我也听过程老师的课，也有用自己的理解，所以很多东西还是能够讲得通的，但我总觉得本质上理解得不深，心里不是很踏实。当时，我就想去进修，在清华大学选了一门电子技术基础。当时上课的老师是童诗白老先生，讲的非常好。然后我就听了两学期，第二学期学暂态时，童先生说暂态再过渡过程会详细讲解。于是我又选了周世模教授的过渡过程理论课。周先生也是个知名教授，课讲的很好，是他们自动化的系主任。我参加了两次考试，一次95，一次96，还算可以。后来我去德国进修，在德国认识了斯维夫教授。
回忆起自己的科研经历，李老师反复强调基础的重要性。“在文革时期，与外国基本上隔绝，外国杂志我们基本看不到。后来我参加了“高轰—靶6”的研制，在试制过程中，我们要搞一个磁带记录仪，当时准备记录8个参数，为什么是8个呢？是因为当时国内的磁带当时最多有8个通道。但是内部电路怎么做，整个结构怎么设计。这个我们当时没有任何资料。当时我们心里有一些想法和基础，我们想能不能从别的地方找到一些有用的资料。最终我们在一个地质仪器上发现了一个日本的磁带记录仪。这个磁带记录仪是用于记录地震的，我们觉得两者都是记录振动的，有相似的地方。而且我们看到了那个记录仪的说明书，在上面发现了一个电路图，经过分析我们觉得这个电路图可以用。然后我们就参照这个电路进行设计，最终还是完成了任务。后来还有一次设计振动传感器，要求高阻抗，起码100兆欧。当时我们国家还没有场效应管，只能使用普通的晶体管，所以难度很大。但我将四个晶体管串接，增大了β 值，从而增大了阻抗，这个难题也就解决了。所以说对学习而言，基础是非常重要的。人要学会综合利用各方面知识来解决问题。我们在学习过程中要有坚忍不拔的精神。同时我们要认识到我们所学的专业，并不一定我们工作就搞这行。我毕业于设备专业，教书教的是电子线路，后来又搞了靶6，无人机。后来又搞了自动驾驶仪，再后来又转到仪表专业。每一次都能应付过来？为什么呢？不就是因为基本理论没有变，综合能力没有变。人这一生，困难总是有的，但经过克服，总是可以成功的。我45岁去德国，从德语ABC开始学德语，但后来还是去了。到了德国我所跟从教授搞得是电气传动，而这不是我想搞得。所以我就得放弃毕业论文。到了一年后，我准备回国，教授让我在干半年，我没钱，所以我必须要考博士。因为博士才会得到补贴。当时考博士除了论文必须通过，还必须考两门课，但后来我都通过了。”
回忆自己这些年的经历，李老师总结出了16个字：诚信为人、认真做事、自强不息、遇事多思。这16个字对他的人生影响重大。“这些是做人的准则。诚信做人是最基本的，不干坏事，老老实实做人，待人宽容，尽量多帮助别人。认真做事，我觉得我是尝到了甜头。我一生遇到了很多困难，但通过认真做事，我尝到了很多甜头。从靶6，到德国进修，我遇到了很多困难，但通过认真做事，都能把事情做的很很好。再一个就是自强不息，人生中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困难，我们要有韧性去面对，不能退缩。再有就是遇事多思，每件事并不都是一目了然，有事需要思考。”
谈及这么多年任教的感受时，李老师先给我们讲了个小故事。“有一次我去洛阳出差，开完会正准备离开。到招待所时，工作人员说有一个人等了我2、3个小时。我一看是我们专业的一名学生。那学生说李老师我等你很久了，就是想请你吃顿饭。我说不行得马上走。他说不急，吃完放他送我到车站。当时我真的非常感动。”李老师觉得，做教师虽然清贫，但也有自己的乐趣、欣慰与感动。
谈及这么多年任教的感受时，李老师先给我们讲了个小故事。“有一次我去洛阳出差，开完会正准备离开。到招待所时，工作人员说有一个人等了我2、3个小时。我一看是我们专业的一名学生。那学生说李老师我等你很久了，就是想请你吃顿饭。我说不行得马上走。他说不急，吃完放他送我到车站。当时我真的非常感动。”李老师觉得，做教师虽然清贫，但也有自己的乐趣、欣慰与感动。
（根据采访整理，2014年8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