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航公司发展的中坚力量——尚久荣

——记北航毕业生在太航

中国航空工业总公司太行仪表厂厂长 尚久荣

    我于1959年到北航自动控制系仪表传感器专业9208班学习，1964年毕业，分配到太原太行仪表厂工作。先后担任技术员、仪表实验室主任、技校教务主任、厂办主任等职，1983年担任厂长，2001年达到退休年龄，退出领导岗位。从厂长到工厂改制后太原航空仪表公司的董事长、总经理，一共任职18年，亲眼见证了北航毕业生在太航发挥中坚力量的作用。下面只说说我印象最深刻的两件事。

一、研制成功我国第一台大气数据计算机

太航公司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产品相当落后，只生产机械式仪表，还有少量机电模拟式仪表。后来，为适应国家改革开放、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需要，工厂狠抓产品的更新换代，在没有技术储备的情况下，着手研制大气数据计算机。1981年，成立了以北航毕业生汪海鸥为组长的课题组，开始了我国第一台大气数据计算机的研制。经过几年的努力，于1985年成功实现了我国第一台大气数据计算机与我国第一台数字式平显火控系统的机上交联，随后又顺利通过了国防科工委的评审。大气数据计算机的研制成功，标志着太航开始由机械式、机电模拟式的产品形态，走上了数字化的轨道。由于航空系统的专业分工，大气数据计算机的生产任务交给了国外引进技术的单位，因而我厂研制的大气数据计算机没有投入批量生产，尽管如此，在大气研制的带动下，我们还是培养了一批技术骨干。可以说，大气机研制成功是太航发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在研制过程中，不少北航毕业生参与其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二、成功过研制高精度高度表，为我国高度层改革立新功

汽车在路面上行驶必须按照规定的车道，各行其道。车流量越大，每条车道必须越窄，以增大车辆通过能力。在空中，则规划出若干飞行高度层，飞机在天上飞行，也要飞在规定的高度层内。飞机飞行的密度越大，每一个高度层间隔就必须越小。国外已经实行垂直间隔300米为一个飞行高度层，而我国的垂直间隔却还是1000米（据悉，此数据已做了修改——编者注）。原因就在于当时军机装的机械式高度表，最大误差竟达400米。当时在我国的空域，飞机飞行的分层间隔太落后了。由于我国和国外的飞机在空中飞行的垂直间隔不同。国外飞机进入中国领空，必须要么爬高，要么降低飞行高度，才能飞入我国空域规定的飞行高度层，因而飞机可能要在不同的高度层穿插飞行，就如同地面上告诉行驶的汽车在上下车道之间任意改道一样，存在这巨大的安全隐患。所以有的国家把进入中国空域，形容为进入“雷区”。由于军机和民用客机客机高度测量精度相差巨大，加大了空中相撞的风险，所以只能是在军机飞行的空域里，民机停飞。而且由于每一个飞行高度占用的垂直间隔过大，极大地浪费了空域资源，影响了民航事业的迅速发展。进入20世纪90年代，空中航路高度分层改革问题摆上中央领导的议事日程。能否实现高度分层改革，按理说很简单，就是在数千架战机上安装昂贵的大气数据计算机就行了。然而这根本就行不通。一是国家拿不出这样巨额的经费，二是当时的飞机上根本就没有安装大气数据计算机的空间。这就必须研制出一种新型的、小型的大气数据计算机——高精度高度表，它的精度要与大气数据计算机相当，它的价格要比大气数据计算机低一个数量级，它的体积要能放在飞机仪表板上狭小的空间里。用这样的高精度高度表代替原有的机械式高度表。高精度高度表不仅要向地面发送精度的高度信息，还要有指针精确指示高度，而且能够很简单地在现有飞机仪表板上方便地替换老式高度表，难度可想而知。时任国务院副总理朱镕基和邹家华先后对此事做出了重要批示：“请有关方面抓紧高度表的研制、鉴定、改装，力争早日实现高度改革。”“要尽全力搞好，对军民航都有重要意义。”1990年9月，高度分层改革会议在北京召开，我厂参加了这次会议。会议要求，年底前拿出高精度高度表的原理样机。这就要求将原有机械式高度表的模盒敏感元件，用我厂研制的振动筒数字传感器代替；将原有高度表的机械解算改为计算机解算，除了输出数字信号外，飞机仪表板的布局不得改变，原高度表的指针指示不得改变，以适应飞行员用刻度盘指针判读飞行高度的习惯。这就要求将数字传感器、计算机、表头装在一个非常非常小的空间，每一毫米尺寸都是十分宝贵的。

    在激烈的竞争中，我厂接受了这一光荣艰巨的研制任务。我们把这项任务作为全厂的头等大事，成立了指挥部。我任总指挥，选派北航毕业生的赵勇担任课题组长。在各个技术攻关的岗位上，都出现了北航毕业生的身影。他们和参与研制的科研人员一道，为攻克每一道难关绞尽了脑汁。为了减小仪表体积，自己研制专用芯片，最大限度减小计算机尺寸，机械传动部分也要十分精细，充分利用非常有限的空间。对传感器还有在有限的空间里采取抗震措施，进行防潮、抗震攻关。经过努力，终于在1990年年底拿出了原理样机。接下来的日子里，全厂总动员，参研人员继续不分昼夜连续奋战，攻下了一个又一个技术难关。广大职工为自己能参与到高精度高度表的研制工作中感到自豪，在新技术、新工艺、新材料等领域里与时间赛跑，创造了一个个奇迹，涌现了无数的动人事迹。空军副司令员刘志田中将两次乘专机带领有关部门领导到我厂现场办公。时任航空航天部部长林宗棠、总师张彦仲以及机载局局长杨燕生等领导，都十分关心高精度高度表的研制。领导的关注，对我们是极大的鞭策和鼓励，同时我们也承担起了更大的压力。研制高精度高度表成了我厂最重要的、压倒一切的中心工作。由于在90年代已经引入竞争机制，研制高度表的经费要完全自筹解决。1993年，研制试飞、技术改造急需大量资金，虽然时任副总理朱镕基、军委副主席刘华清等中央首长专门对高精度高度表技改问题做出了重要批示，但是，由于国家发放技改贷款的程序复杂，技改贷款一时不下来，工厂有一时拿不出钱来，怎么办？有职工建议大家筹资解决。于是，一个群众性的集资热潮在工厂掀起来。但是职工的工资很低，生活不富裕，但是大家都把这次集资看作是对工厂研制高精度高度表的一份贡献。不到一周的时间，就集资近600万元，解决了工厂的燃眉之急，保证了高精度高度表研制进度。试飞成功后，从1993年8月到1994年5月，又进行了8个月的改装试飞，在空海军的军机上，共飞行2616架次，1852飞行小时，高度表的性能得到了进一步的改进和提高，试用部队给予了充分肯定。1994年6月25日，高精度高度表终于生产定型了，并开始批量装备海空军部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