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吉臣 愈公沼
适逢校庆61周年之际，也迎来了“北京一号”试飞成功55周年。在这“双喜临门”的日子里，回想往事感慨万千，彼时的情景历历在目，犹如就发生在昨天。然而，当年的总设计师徐鑫福老师以93随高龄已于2008年2月逝世，令人不胜惋惜。
徐鑫福老师是江苏省灌县人，1940年毕业于重庆中央大学航空工程系，曾被选派到英美两国深造。1950年由华东航空署调入华北大学工学院。院校调整后他来到北航飞机系，担任首任飞机设计教研室主任。
当党中央提出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正值服务，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教育防震后，作为飞机设计教研室主任，为了不折不扣地认真贯彻当的教育方针，经过周密思考，广泛调研，徐鑫福先后走访了卫生部、林业部、农业部以及民用航空事业管理局等领导机关，大胆地提出，改变纸上谈兵式的毕业设计为真刀真枪设计，试制适合我国国民经济建设需要的轻型多用途飞机。这种飞机既可以用于护林、防火、喷药，又可用于紧急救护，当然更可以作为短途航线的旅客机。对此，各个领导部门都很支持，特别是民航局，不仅答应订购这种飞机，并免费提供发动机作为“北京一号”上网动力之用。
当教研室把这一想法分别向系院领导汇报后，很快就得到了两级领导的肯定与支持，院系领导亲自参加了具体的领导工作。
院领导利用参加中央会议的机会，向敬爱的周恩来总理汇报了设计飞机的事，总理很关心，并且当面批下30万元作为研制经费（上世纪50年代初抗美援朝为志愿军捐献飞机大炮时，一架先进的米格飞机－15歼击机的价格是15亿元。其间人民币做过一次调整，将一万元变为一元。也就是说，总理批下的经费相当于两架米格＝15飞机的价钱）。武光院长经常子夜去看望学生，当他得知夜餐都是教师自己拿钱为同学购买时，立即决定今后夜餐由学校免费提供。召开全体大会时，武光院长常常到会在指示，当时马文副院长为“北京一号”解决材料、设备等问题，系领导总支书记王敬明任“北京一号”领导小组总指挥，组员共有4人，即总设计师徐鑫福，主管设计师张克明，总工艺师常来福和总检验师吴云书，在“北京一号”从设计到制造试飞过程中，所有问题，特别是重大问题，都提交到这个小组去解决。
由于我国没有设计研制过大飞机，因而当时研制“北京一号”，毫无经验可借鉴，更无系统的资料可选用。特别是学校设计制造飞机，更是困难重重，工作十分繁杂，问题比比皆是，如设计中资料不全，实验室设备仪器不全，生产制造除通用机械外，专用设备极少。总之，涉及面很广，矛盾很多，困难很大，经常出现一些尖锐的矛盾。但是，矛盾再多，困难再大，总能经过领导小组的研究、讨论乃至争论后被克服、解决。作为为国庆节献礼的项目，“北京一号”终于在1958年9月24日在东郊机场（现首都国际机场）试飞成功了。这是上级领导支持和本校上下共同奋斗的结晶。徐鑫福不仅是其中的一员，而且应该说是相当重要的一员。他在整个研制期间，发挥了总设计师的作用。
回忆往事，对徐老师最突出的印象是“北京一号”是否要由多用途飞机改为轻型客机的大辩论。那是，所有参加“北京一号”工作的老师、学生、工人师傅们，全都主张改型好，唯独徐老师一人坚持“多用途”。是什么原因使徐老师不惜与众人对立而要坚持“多用途”呢？是为了面子吗?因为“多用途”是他受限提出来的。或者是因为民航局已经答应订购8架多用途飞机是事实，可是将来县与县通航以后所需要的轻型旅客机岂知需要8架，很可能是几十架、几百架。因此，当时我们也是站在主张改型的这一边的。
今天后顾55年钱的往事，总觉得还有一些遗憾。特别是经过飞机陈列场地时，看到55年前师生艰苦奋斗的结晶―――“北京一号”孤零零地停在一堆残缺不全的飞机中，真是令人伤心。如果那是不改成轻型旅客机，仍然是多用途飞机的话，那么今天翱翔在祖国蓝天上的“北京一号”就不仅仅是8架，因为1958年底和1959年初，我院老师参加全国交通会议期间，民航局的代表找到他，再次提出“如果北航将旅客机能够改回多用途我们订购10架的要求“。可惜学校内除了试飞成功的“一号”、“二号”外，还再搞“三号”、“四号”、 “五号”，没有力量也不愿意再搞“多用途”了。
1958年试飞时，领导安排我们在校内整理图纸。按试飞计划，“北京一号”要飞回北航校园上空撒传单。我们是在一系楼房顶上欣赏“北京一号”的雄姿的。看着“北京一号”在校园上空盘旋并撒下五彩缤纷的传单，心里了开了花。如果当时我们不改型，恐怕就不只看一次，而且是经常可以看到“北京一号”在蓝天的雄姿了。如果不改型，徐老师的愿望也就实现了，我们想，他在九泉之下也会开怀欢笑的。徐鑫福老师您走好，学生们深深地怀念您。
（摘自《北航校友通讯》 2013年版）
